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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文化報：中韓印刷術發(fā)明權爭奪戰(zhàn)回顧

2014-03-25 08:36 來源：中國文化報責編：luopng

摘要：: 綜上所述，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上的發(fā)明權都是不可動搖的，韓國充其量只能奪得“銅活字印刷術”的發(fā)明權——實際上也可能再次失落，因為關于在中國境內新發(fā)現(xiàn)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報道，近年絡繹不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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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C專訪｜正博總經(jīng)理范

小C專訪·煒岡股份董事

　　【CPP114】訊：編者按：2014索契冬奧委會閉幕式上，韓國將金屬活字印刷術視作其文化符號之一，在中國公眾特別是學術界再度引發(fā)爭議。其實，最近幾年，韓國試圖爭奪印刷術發(fā)明權的行為并沒有停歇。雖然從根本上說，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上的發(fā)明權都是不可動搖的，但是近年韓國學界和官方不遺余力的宣傳活動，確實也在世界上產(chǎn)生了一定的影響。這些活動激起了一些中國人士的不滿。與其義憤填膺地爭論，何不靜下心來，看看這場爭奪戰(zhàn)的來龍去脈。

　　雕版印刷術：板上釘釘也遭搶

　　先看雕版印刷術。大唐咸通九年（公元868年），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《金剛經(jīng)》，該經(jīng)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，原件現(xiàn)藏于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。這在很長的時間里，一直被公認為中國人擁有雕版印刷發(fā)明優(yōu)先權的實物證據(jù)，已經(jīng)成為史學界的定論。這卷《金剛經(jīng)》當然只是中國人至遲在公元868年已經(jīng)使用雕版印刷術的證據(jù)，按照常識推論，中國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經(jīng)使用雕版印刷術。

　　然而，韓國卻不這樣認為。原因在于，1966年，在韓國慶州佛國寺舍利塔內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件雕版印刷品《陀羅尼經(jīng)咒》，原件上沒有年份。但是其中幾個特殊的漢字是武則天在位期間（公元680年至704年）創(chuàng)制使用的。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這樣推測：不早于公元704年（當年該經(jīng)才譯成漢語），不晚于公元751年（這年藏有該經(jīng)卷的舍利塔完工）。韓國學者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，他們宣稱：既然《陀羅尼經(jīng)咒》印刷于公元704年至751年間，那它就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《金剛經(jīng)》早了百余年，于是得出這卷《陀羅尼經(jīng)咒》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，以及“韓國發(fā)明印刷術”的結論。

　　但問題在于，這卷《陀羅尼經(jīng)咒》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？它使用了武則天在位期間的特殊漢字，而且“嚴格符合中國印刷的模式和方法”，它很可能是慶州佛國寺建成時從中國帶來的賀禮——眾所周知，唐代中國的佛經(jīng)、書籍等等，經(jīng)常是朝鮮半島上層社會熱衷于搜尋和購買的珍品。事實上，許多中外學者都認為，這卷《陀羅尼經(jīng)咒》就是在中國印造的。富路德在1967年的論文中就斷言：“每件事都指出，印刷術是在中國發(fā)明的，并由中國傳播到國外。”李約瑟的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第五卷第一分冊《紙和印刷》（該分冊由錢存訓著，1985年）也鄭重采納了這一結論。

　　回想1966年的中國，正處在“文革”的動亂中，人們無暇顧及遙遠的朝鮮半島東南部一個佛寺舍利塔中發(fā)現(xiàn)的小小經(jīng)卷，更沒有注意到韓國人借此開始打造“韓國發(fā)明印刷術”現(xiàn)代神話的努力。等到改革開放多年之后，中國學者睜眼看世界，才發(fā)現(xiàn)韓國人持續(xù)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話，居然已經(jīng)在西方和日本廣泛流傳了！

　　活字印刷術：韓國不可同日而語

　　再看活字印刷術。爭議的情況更為復雜。

　　北宋沈括的著名筆記《夢溪筆談》卷十八“技藝”中。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復引用了無數(shù)次的記載，其要點如下：北宋慶歷年間（公元1041年至1048年），布衣畢升發(fā)明了活字印刷術。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，然后用火燒使之堅硬。用“松脂蠟和紙灰之類”加熱熔化冷卻后作為固定黏合材料（可反復使用）。這是世界上關于活字印刷術的最早記載，這一點為國際學術界所公認，韓國學者也無異議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末，中國科技大學科學史研究室，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等單位的協(xié)助下，曾進行了泥活字印刷術的模擬實驗，證明《夢溪筆談》中記載的畢升泥活字印刷術是完全可以實際操作使用的，而不是如某些韓國學者所宣稱的，沈括記載的畢升泥活字印刷術“只是一個想法”。

　　從《夢溪筆談》對畢升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中推測，在畢升之前已經(jīng)有人嘗試過木活字的印刷，但因木活字的種種缺點而放棄了。300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復活，元代王禎于公元1297年至1298年間創(chuàng)制了第一套木活字，并用它印制過《旌德縣志》（他擔任過6年旌德縣的縣尹）。木活字最大規(guī)模的應用是在清代，公元1773年，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，共253500個字（許多常用字要刻多個復本——這一點畢升那時就知道了），并用它印刷了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134種共2300余卷。

　　木活字的缺點是對木料的要求極高（否則受熱、受潮、受擠壓都可能變形），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會磨損。泥活字固然沒有這些缺點，但金屬活字豈不更好？15世紀后期，銅活字在中國江南開始流行。然而，對比各種情況來看，銅活字在中國的境遇并不太好。

　　華燧是嘗試銅活字印刷術商業(yè)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。按照錢存訓的看法，他是那些發(fā)了財之后想要用刻書來博取聲譽的富人中的一員，“他狂熱地沉湎于書本”，但20年間，他家族辦的出版公司“會通館”用銅活字印制的書，也只是“至少有15種，共約1000卷”而已。

　　到了清朝，朝廷也曾造了25萬枚銅活字，并在1728年用這些銅活字印刷了巨型類書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然而這套銅活字卻在16年后被熔化用來鑄造錢幣了！

　　與在中國的境遇相比，銅活字在朝鮮半島卻是大受青睞。

　　按照韓國文獻記載，公元1234年，晉陽公崔怡在江華島用銅活字印成《古今詳定禮文》。在公元1395年和1397年，朝鮮至少還用木活字印刷過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傳記。

　　朝鮮大規(guī)模鑄造活字始于李朝，太宗十一年（公元1403年）命置鑄字所，按宋刊本字體鑄10萬字，稱“癸未字”。世宗二年（公元1420年）鑄“庚子字”﹔世宗十六年（公元1434年）鑄“甲寅字”﹔世宗十八年（公元1436年）又鑄“丙辰字”。此外又創(chuàng)制了鐵活字，印成《西坡集》、《魯陵志》、《醇庵集》等書。朝鮮此后很長時間都側重金屬活字印刷，鑄有大量活字，據(jù)一些學者考證，朝鮮鑄造銅、鐵、鉛等金屬活字先后達34次（另一說認為多達40余次），其中33次為政府所鑄。這些金屬活字絕大部分因兵燹災害等原因而毀棄，或熔鑄為新活字。如今韓國學者所引據(jù)的最重要證據(jù)，是公元1377年用金屬活字印刷的《白云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(jié)》。

　　從上述文獻記載和實物證據(jù)來看，在使用金屬活字的印刷活動中，朝鮮確實有可能比中國更早。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2001年將《白云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(jié)》認定為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品，在當時也有事實根據(jù)。

　　但是，即便如此，韓國也不可能將活字印刷術的發(fā)明權從中國奪走。因為《白云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(jié)》的印刷，畢竟晚于畢升發(fā)明活字印刷術300余年。就算朝鮮首先使用了金屬活字，那也只是在畢升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所做的技術性改進或發(fā)展，這和“發(fā)明活字印刷術”不可同日而語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中國人在雕版印刷術和活字印刷術上的發(fā)明權都是不可動搖的，韓國充其量只能奪得“銅活字印刷術”的發(fā)明權——實際上也可能再次失落，因為關于在中國境內新發(fā)現(xiàn)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報道，近年絡繹不絕。而韓國費力多年打造起來的“發(fā)明印刷術”的現(xiàn)代神話，最終必將成為見證中華文化傳播世界的小插曲——他們引為證據(jù)的文獻，不都是漢文漢字的嗎？

　　（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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